爷爷是乡下的一个农民，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，但是，他却用自己一双生满老茧的手，把爸爸送了大学，当上了警察；把叔叔送了军营，当上了工商。

爷爷还经常喝酒。爷爷喝酒有个特，不大杯小杯，只喝一杯；不大碗小碗，不喝第二碗。

帮忙。

湖畔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农，找到县委书记，递党申请书，要求加中国共产党。县委书记问老农：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为什么还要党？老农回答：共产党伟大。打败了小日本，赶走了国民党，建立了新中国。这些年，苏联、南斯拉夫和东欧那么多国家发生动变化，执政的共产党都倒台了。中国共产党如磐石。这些年，国内那么多党员，那么多党的领导搞腐败，搞不正之风，共产党照样稳如泰山。跟共产党走没有错。

爷爷总是时令把自产的枇杷、、梨、甘蔗，甚至西瓜、香瓜，还有……把个儿最大的，味最鲜的，统统送到我家来。爷爷的乡邻开玩笑说：“要开个‘杨老倌特快专递’才行。”我总觉得爷爷的比吐鲁番的鲜，爷爷的橘比州的橘，爷爷的甘蔗比东山的甘蔗甜。爸爸说那是因为爷爷的瓜果里还有一样比这些更鲜更更甜的东西，那就是。

我了解爷爷，了解他额上的每一条皱纹，那是光刻下的记号，也是快的劳动的汗像黄河冲刷黄土地一样留下的沟壑；我了解爷爷，了解他手上

我最了解爷爷。

爷爷喜烟。他一烟就咳嗽，却总要。爸爸要他别自卷的烟卷儿了，还给他买了带过滤嘴的香烟，可爷爷还是咳嗽。他说这是“条件反”。天知他从哪儿学来的这个词儿。

人们说的湖畔，是不是指我的家乡？人们说的那个耄耋老农，是不是指我的父亲？面对如此大的冲击波，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。我终于忍不住拨通了县委左书记的电话。我问究竟有没有我父亲向他递党申请书这回事。左书记的回答很脆、很肯定。我以为听错了。我重复问了一遍。左书记的回答一字不改。顿时，我心里涌起难言的滋味。是自豪？还是羞惭？是兴？还是痛苦？都是，都不是。我缓缓放下话筒，泪了眶。父亲啊父亲！你原来时刻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，从青年到中年，从中年到老年，如今已是耄耋之年，仍一如既往，痴心不改。我真不敢相信。

我回家对妻和儿说了父亲向县委左书记申请党的事。妻大为惊讶。妻与我结婚以来，从没听父亲讲过要党。至于妻与我结婚之前，父亲苦苦追求党的那些事，我家里的人从未向她提过，觉得那是未能实现的追求，不是光荣，而是耻辱，妻与她的公公相二十多年，没想到她的公公会如此惊人之举。我通过msn，把这事告诉远在英国攻读生医学工程博士学位的儿，他更是不敢相信，他今年二十四岁，十七岁那年考北京工商大学，二十二岁获准赴英国留学博士。他虽然生在城市，长在城市，但每年的寒暑假，我都会有意地安排他去老渡老家，与爷爷一起生活。所以，他自以为他最了解自己的爷爷，是个善良的爷爷，是个勤劳的爷爷，是个慈祥的爷爷，决不会是个追求党的爷爷。他读初三年级一学期时，学校的期中作文考试题《我最了解的人》，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爷爷。全文如下：

爷爷劳动。爷爷总是闲不住——这是中国农民的共同特。他到我家总是住不上一两天，原因是因为没事儿，会得病。爷爷常年料理着两三个鱼塘，一大片菜地，一片竹林，还有亩产数千斤的橘园……爷爷家简直是个大观园，这都是靠他一双手经营起来的。你想想，他要是闲下来，不病才怪呢。爷爷事，还喜听唠叨。不好，有冠心病，起活儿来总是承受不了，爷爷就要坐着，看他活儿，却总要对他唠叨两句。我以为爷爷会很烦，可是他总是笑呵呵地说：“听你唠叨，就像看赵老妈演小品一样有意思。”赵老妈就是爷爷常在电视上见面的老朋友——赵丽蓉。

真奇怪，此后凡家乡来求我帮忙的人，谁也没向我提过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党的事。倒是不求我帮忙的家乡人，见了面就要讲起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党的事。而且说法不一。有的说：我父亲在县委左书记办公室坐了三天三夜，不批准他党，他就不回家。有的说：我父亲当着县委左书记的面撞墙，表示他决要党的决心。有的说：我父亲给县委左书记送了一个装有一万元钱的大红包，要求批准他党。越说越玄乎，越说越离谱。我当然不相信，我的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，我的父亲是个善良本分的长者。知父莫过于。我的父亲不会那等事。真有这样的事，县委左书记还会不给我打电话，不给我写信？这事全是那些无聊的人捕风捉影，胡编造来的。接下来，当家乡人再向我提起父亲要求党的事时，我就明显地表示反。渐渐地，家乡人见面，再也没有谁向我提这事了。再接下来，我到外地差、办案，从北国齐齐哈尔，到南国圳，从十里洋场上海，到老革命据地麻城，四听到人们讲叙这样一个故事：